民歌,消失在田野中的自由鸟
2013-01-31 13:31:03   来源:新华日报   点击:

这里说的民歌,是日历翻回去五十年,田野里张嘴就来,遍地都是的原生态民歌。现在的乡村太安静,除非你刻意去找,是很难听见了。

  这里说的民歌,是日历翻回去五十年,田野里张嘴就来,遍地都是的原生态民歌。现在的乡村太安静,除非你刻意去找,是很难听见了。偶尔在地方舞台上看到它匆匆亮相,通常是显示一下保护传承之效。下了台,不过零星几个年逾古稀的传承人和零星几个热心民间文化的收集者。

  舞台上的民歌,离自由是越来越远了。大多涂了些脂粉——删了“不雅”的,加了花边的……就如走进现在一些特色小店,常常能看到店主人从农村收来几幅几十年前的绣品,或者一块旧式床的雕花板,装在玻璃镜框里,挂在墙上,俨然成了怀旧的装饰品。

  我是怀着这样的悲悯心情来到“中国民歌之乡”高邮的。

  在寂静的乡村寻找远去的歌声

  夏涛,供职高邮财政局。1992年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出来时,他的理想是当作家。在波澜不惊地出了几本集子后,最终他的笔触回归到极度老实的收集整理。近几年来他行走在幼年生活的乡村,“寻找远去的歌声”。

  “阳光把秋天晒得很干爽,田野里似乎可以听见噼剥的声音——雪白的棉花等待着收获”……我在这个季节来到了高邮横泾镇周罗村,夏涛的家。一抬头门楣上赫然几个大字:“高邮民歌艺术馆”。这可实在是个寒酸的民间博物馆,一条细长的走廊而已,不到4个平方,沿墙放了一排玻璃柜子,里面摆了几年来收集到的“鸡零狗碎”的民歌手抄本:破旧的纸头上,正面记工分,反面写歌词,小媳妇满腹怨言地骂着远去不归的丈夫:“想必走进烟花巷,一去几天不回头”……墙上挂了些高邮民歌的招贴画和这几年报刊杂志对地方民歌的报道。

  我的视线越过这聊胜于无的博物馆,拐到了堂屋里,这里早早坐着几个老人,刚刚还见他们在村里巷道里拾掇棉花,坐在这里就成了周罗民歌的传承人。“村里老人都能哼点小曲,这几个是可以上台表演的。你给记者同志先来一首。”夏涛手指一指倚在门框上的腼腆大妈,记者以为她会忸怩一下,谁知她招呼不打张嘴就来,“不用话筒声音也很大”的原生态嗓门让我心一颤,离得近,耳膜嗡嗡的。“冯月芬,几十年前就是大队宣传队的,绝对的角儿,嗓子好,又识字。她不用干活,唱一天能得8个工分。”这么说,冯月芬早就将爱好和生存结合起来了。

  75岁的刘永明是这个松散团队的男一号,锣鼓点一给,先来四句白:“锣不打蒂厚,鼓不打皮厚,小大娘不养,没有到时候,时候……”这是踩车锣鼓唱。刘老的声音已经嘶哑,神情也不活泼了,然而“打鼓要打鼓中央,唱唱要唱下河腔,踩车要踩下三拐,撩姐要撩大姑娘……”这词儿顺口出来他脸不红心不跳,自自然然。

  打锣的夏锦根是夏涛的父亲,坐在刘永明旁边并不唱和只眯眯笑,“我只会打锣,不会唱。会唱的都是会劳动的。”夏涛接过话头说:“年轻时他可是大干部,大队会计嘛,不用上水车的。”水车是高邮里下河地区抗旱排涝、提水灌溉的原始大型农具,全靠人力蹬踩,锣鼓车唱就是农人踩水车时唱的——击鼓人边敲边唱,打锣人配锣相和,踩车的人在节奏鲜明的锣鼓点和欢快的歌唱旋律中齐心协力,达到激情豪迈、酣畅淋漓的境界。“唱的人就是水车队的领头人。”夏涛解释了半天,我对那样的生产场景还是觉得隔膜。

  即兴是民歌手的看家本领。有一种“麒麟唱”,一人领唱,四句成段,第四句众人重复合唱。春节期间,一人肩扛彩色纸扎的麒麟,众人敲锣打鼓,走村串户上门拜年,唱的都是吉祥话儿:“年来喜来喜年年,门上贴的封门钱,朝里飘飘生贵子,朝外飘飘中状元。”领唱者随机应变,现编现唱。“当时能唱的,都是村里的神气人,婆娘都比别人家的漂亮点的。你们说是不是?”夏涛问,老人们都憨憨笑着承认了。

  “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传给专业民歌手,那样不是能更好地传承原生态民歌吗?”“谁学?学了有饭吃吗?”夏涛反问我。

  “神”在哪民歌就在哪

  我觉得我得找个专业人士来回答夏涛的问题。辗转找到了龚琳娜。《忐忑》横空出世,人们才发现她已从一个专业的晚会民歌手成功转型,这几年从作品到唱腔到舞台表现风格,她似乎都成了一只活泼泼的自由鸟:你觉得她唱的是“神曲”,她说我唱的全是传统。

  龚琳娜拿《忐忑》举例。《忐忑》用的是戏曲里的锣鼓经,仔细听里面有老旦、花旦、青衣、花脸……不同的音色和表演都融合在里面,不着痕迹地给戏曲输入新的生命力。

  这样“揉面团”的是龚琳娜的丈夫,德国人老锣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没来中国前的老锣对中国音乐的认知很是单薄,来到中国他愣住了:原来你们有这么多的音色,这么多的味道,为什么不拿来用?无论是让全中国HIGH起来的《忐忑》,还是被各界诟病的《法海你不懂爱》,抑或是婉约迷人的《夜雪》《静夜思》,全是这个老外的创作。他仿佛掉进中国民族音乐的“米缸”里,百无禁忌地使用着各种元素。

  “民歌逐渐消失,最主要的原因是功能失去了,这是社会规律。民歌的形式国家正在保护,比如用音像和书面资料保存,比如确定传承人,这就够了。但保住民歌的‘神’更重要。‘神’是什么?表达上真诚、直接、纯朴,听觉上有自己的味道和音色,比如西北高腔豪放,一股子野味,江南的民歌就软糯婉约。”龚琳娜对原生态民歌的式微并不感伤,她和老锣正兴致勃勃地摸索一条的新出路。

  “如果你听西藏民歌,头两首会觉得好,一两个小时你肯定受不了,因为就一种音色、一种味道。我们创作新作品都愿意把各种民歌、各种传统的‘神’汇聚起来,让一首歌能给听众丰富的味道。”

  说到“真”,刚出炉的《法海你不懂爱》很多人消化不了,但龚琳娜努力用它来解释民歌真的特质:很多问题靠说理是说不清的,比如家人反对我们的爱情,提出各种理由,我们也有无数理由,彼此说不通,这时候我们不就是一句话:你们不懂爱!这就是民歌的真,而说不清的唱出来了,这就是民歌的功能。《忐忑》也是,唱完是不是纾解了压力很舒服?这就是功能。民歌创新,在精神上要与当下的人发生共鸣,体现它的功能性,才有出路。

  龚琳娜把自由刻在自己的演唱风格和声音中,还组建了一个“大白嗓合唱团”,由一批来自深山但有专业声乐基础的各族民歌手组成,“我要求他们保持各自的音色,比如彝族的高腔很浓,因为他们住在高山上,老在山上喊。侗族人挨着水,声音中特别有水的透明。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不同音色融进新作品里。当然我还要求他们学会各种各样的音色,这样才能有随心所欲的艺术表达。”

  是“店头装饰”还是“中国声音”

  周作人对收集民歌有个说法:搜集歌谣的人不能多望报酬,只好当作他的嗜好或趣味的工作,孤独地独自进行,又或如打着小鼓收买古旧的人,从尘土中挑选出“鸡零狗碎”的物件,陈列在摊上,以供识货者之拣择——倘若卖不出去,便永久留在店头做做装饰也好。

  有国家保护非遗的大背景,夏涛的努力显然要乐观得多。他的寻找毕竟有了实绩——一本100页的高邮民歌读本。他高兴地告诉我:“2007年5月,央视七套专门给高邮民歌做了专题片,叫《寻找远去的歌声》,宣传部领导对我说,你看,收集民歌你上了央视,写小说你能吗?”也就在这一年,高邮获得了“中国民歌之乡”的称号。

  我问他,那么你们几个传承人怎么传承呢?得到什么扶持呢?夏涛说:“扶持有的,镇上给了我们这套锣鼓家伙呢!”夏涛带我到小河边一间小屋里,里面是他们逢年过节拿出去挣钱的“宝贝”,那套锣鼓家伙:“村里组织了个女子舞龙队,附近有节庆就去舞,或者去唱‘送麒麟’,给人家送个好彩头。过去这都是叫化子的营生,现在我们主要是为了好玩,当然每年也能补贴到小几千,多少可以为民歌多做点事噻。”

  不知是否怕我小瞧了,他补充说:“我们经常上扬州电视台的,市里有活动也总要我们参与。”但他们表演最远也就到扬州。“你走出去,人家听不懂,没人买你账啊。我们这种东西,就像一桌菜里的一道菜,人家吃两筷子尝个鲜,哪能整桌都上啊。”我说陕北有个“红白喜事”,也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,前不久参加了德国音乐节,引起不小轰动,夏涛只说了句“是吗”,没被触动是因为离得太远了……

  民歌是土地里长出来的,离开土地,“就是等死。”夏涛话说得狠,但也没什么难过的表情,“现在这批人只是靠回忆唱,他们没了就真的没了。民歌能躺在纸上和音像制品中就很好了。”

  龚琳娜是创新民歌的急先锋,她坚信自己在创造一种“中国的声音”。“我一直认为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,民族的世界化了才是世界的。伦敦奥运艺术节,全世界的艺术家去演出,亚洲代表中国的就是我和‘大白嗓’。老锣在国外这么向观众介绍中国音乐:中国的音乐要用鼻子去闻。我们的民族音乐不像西方音乐有明显的‘主题发展’,特点是萦绕,重在韵味。外国人听惯了‘发展’,所以《忐忑》就层层递进,但每一层都在萦绕。这就把民族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。你把原生态歌手放到舞台上,他们的生活丢了,演唱情感就假了。而让专业歌手去传承民歌,就要发展,要创新。传承很现实,不能养活自己就没法传承。”

  “夏涛”们也是有发展的。他拿出好几个单位的邀请函,都是请他们民歌队去唱,但唱的再不是生产和爱情,而是唱计划生育,唱廉政建设……调还在,自由发挥没了,但未尝不是一种粗砺的创新之路。

  我走的时候,镇上的宣传委员,一个小姑娘,想了半天不好意思地说:“汪记者,你别忘了在我们横泾镇镇名前面加上‘中国民歌之乡’。”我无语:这名衔落在纸上容易,民歌这只鸟儿再飞起来就难了。“民歌就是田野生活,田野生活没了,民歌的使命就结束了。”夏涛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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